摘要
“意识形态自助餐”(salad bar of ideologies)已成为描述当代暴力极端主义明显碎片化的一个有用隐喻。基于Horgan与Shayler的讨论以及Baele的回应,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的混杂化和反现代性的不满本身并非新事物。相反,应当关注那些看似独特的现象:未成年人和青年群体日益增多的参与、反乌托邦世界观的传播,以及虚无主义暴力的出现——这类暴力借用了既有极端主义传统的符号,却缺乏一个连贯的政治纲领。借助临床经验和加拿大新近的证据,我们提出,青春期的特征在于在不同意识形态立场之间的流动,而当代案例更适合沿着一个发展性连续谱来理解,该连续谱将连贯的意识形态承诺、混杂形式的不满以及去意识形态化的虚无主义暴力联系起来。我们主张,这些转变既反映了在不确定条件下一代人对意义的探寻,也反映了民粹主义动员与算法对身份认同、认可和归属感的利用之间的汇合。尽管面向过程的取向为不断增加的分类范畴提供了一种富有成效的替代方案,我们认为这些取向必须纳入发展性与时间性的视角,以指导预防和干预工作。理解发展轨迹而非静态分类,或许能为应对当代暴力极端主义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核心要点
- 本评论指出,意识形态的混杂化和反现代性的不满并非真正的新现象,因为文化变迁始终是通过拼贴(bricolage)和裂变生成(schismogenesis)的过程而推进的。当今可能具有独特性的,是犯罪者年龄的年轻化、青年群体中普遍化的反乌托邦观念的传播,以及本质上既非意识形态也非政治性的虚无主义暴力的上升。
- 基于对574名魁北克高中生的一项纵向研究,作者强调,在一年的时间内,青少年在意识形态类型以及对暴力美化的认同程度上出现了显著的流动变化。这种流动性表明,将行动主义和暴力作为“抗议的表达方式”(idioms of protest)加以探索,在青春期是普遍而动态的现象,这应促使我们在过度依赖意识形态标志的侦测工作中保持谨慎。
- 作者提出,应沿着一个动态连续谱而非固定类别来理解当代案例,其范围从连贯的意识形态纲领(如新纳粹主义)到将暴力本身作为目的加以追求(如虚无主义的“764”网络)。他们警告不要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术语扩展到涵盖所有形式的引人注目的暴力,因为这会有掩盖动机、组织和政治目的方面重要差异的风险。












